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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需要很多庸俗的表达

在我们情感最为崇高、最为炽热的时刻,为何表达极致爱意,往往要借助于最粗鄙、具有侮辱性、甚至涉及暴力的词汇?

传统浪漫义倾向于将爱升华为一种脱离肉体沉重感的精神体验,然而,这种升华往往伴随着一种异化。当两个主体试图在肉体层面实现完全的融合时,礼貌的、诗意的语言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道屏障维持了主体之间的“礼仪距离”,它保护了自我的完整性,却也阻断了深层力比多的自由流动。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在爱欲的深渊中,纯洁是亲密的敌人,而粗俗、污秽则是通向真实的桥梁。这种“污秽”并非对他者的贬低,更像是一种共同的退行。正是通过语言上的自我贬低与对他者的客体化,主体得以暂时卸下文明的重负,回归到俄狄浦斯期的混沌与狂喜之中。
拉康曾说,潜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构成的。我们生活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我们的语言、欲望甚至自我认同,都是被社会符号网络所编织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文明人”,我们的言说受到超我的严密监控。这种监控确保了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体面,但也导致了本质性的压抑。
在卧室这一封闭的场景中,性本身就是对社会规范的一种悬置。然而,如果仅仅是肉体的裸露,而语言依然保持着衣冠楚楚,那么这种裸露就是不彻底的。礼貌语言的本质是距离和防御。当我们使用医学术语或委婉语来讨论性器官与性行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对它们进行“消毒”,试图剥离其本身所携带的原始冲动与动物性。
“粗鄙之语”的介入,是对这一秩序的暴力拆解。当我们在极度兴奋中吐露那些被社会禁忌所标记的词汇时,发生了一种重的心理动力学过程:
首先,是自恋屏障的粉碎。每一个社会化的人都拥有一个精心维护的“自我理想”。这种理想形象是干净的、理性的。此时,粗俗的语言像一把锤子,击碎了这尊雕像。当一个人自愿发出或接受那些将自己描述为“荡妇”、“拟物化”或“某种工具”时,她实际上是在宣告:“我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律师、教师、职员(社会身份),我现在仅仅是一团渴望快感的血肉。这种“社会性死亡”是通向顶级快感的必经之路。
其次,是共谋关系的建立。脏话在公共领域是攻击性的,但在私密的二人关系中,它变成了一种神圣的秘密契约。这种契约建立在对外界规则的共同违背之上。正如乔治·巴塔耶所言,色情的本质在于对禁忌的僭越。没有禁忌,就没有色情。通过共同使用一种被文明社会排斥的语言,双方创造了一个“例外状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文明的规则失效,唯有快感至高无上。
如果说礼貌是社会契约的润滑剂,那么粗鄙就是灵魂深处喷涌的岩浆。在爱的极致时刻,我们需要这种喷涌来冲垮理性的堤坝。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幽暗之处,那些听起来最肮脏的词汇,实际上承载着最纯粹的渴望,那些在隐秘空间中的轻微亵渎,实际上是对生命力本身的最高礼赞。通过这种语言的堕落,爱欲得以完成其最神圣的飞升——回归到那个纯粹冲动的生命原点。

参考文献:

  1. Freud, S. (1905).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Standard Edition.
  2. Lacan, J. (1966).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In Écrits (A. Sheridan, Trans., pp. 30–113). W. W. Norton & Company.
  3. Bataille, G. (1986). Erotism: Death and sensuality (M. Dalwood, Trans.). City Light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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